世紀末，台灣，伍佰

一九九八年，我國中，麥可喬丹帶領著公牛隊拿下最後一次總冠軍。那時，台灣蓬勃的社會力解放運動到達高峰。由八零年代末的社區營造開始，民主政治、文化尋根、藝術文學創作、本土意識和自我認同的追尋紛紛迎來豐碩的收穫。

那一年，將要世紀末，而伍佰的演唱會就是對於世紀末，對於台灣搖滾的最好註解。有二萬五千人嘶吼著，沒有人可以再將民眾以規制和獨裁有形無形地囚禁。這就是伍佰，他以搖滾帶領著數萬人，見證著二十世紀結束前，終於將要有所改變的台灣。

我們在那個當下都聽著被動，也都隱約知道，無以名狀的熱情終於快有結果。

謹以此懷念那一年，那個即將不一樣的台灣。

廉價正義

我不介意人們看見假球就痛惡深絕。不過要知道的是，假球的成因是結構性的，並不是單純的個人道德問題。原則上，以台灣人民對於政府的縱容，和公共性的漠視，會有假球根本並不意外。

說白一些，如果連路邊違停被開單，都要找門找路的開脫說情，或至少罵兩句。那麼期待這樣的社會風氣能培養出有自尊、榮譽感，清清白白，不受非法勢力影響的職業運動，是在說天方夜譚。

人類的任何活動，其實都在反映每個社會獨有的性格。連最簡單的，用選票將主持非法運動賭局，恐嚇運動員的民意代表換下都做不到了（這不必動刀拿槍，邊際成本很低的）。其實我不明白假球再現的時候，大家怎麼會又突然全變成正義澟然的所羅門王？

這不是你的錯

在PChome買了條被子。晚上八點成功下單，符合二十四小時購物的條款，不過送達時間晚了近兩天。終於，在辦完「音樂時光」的傍晚到貨。

送貨員是一位看起來有五十歲的阿伯。全身是汗，氣喘呼呼，一直道歉說找不到辦公室。我笑笑的指著門牌讓他看，說我們的告示確實小了些，不好意思。速速簽了簽單，就讓他離開了。

對於要不要向PChome申訴貨物遲送一事，我在心裡思索了很久。如果申訴，他會不會受罰或遭扣薪？冬日微涼的台南，他都可以汗如雨下，是不是這間貨運公司的人力過度勞動？

我回想了他黝黑的膚色，很誠懇的面容和「對不起」。這因為遲送可以獲得的一百元代償金，似乎也不那麼重要了。我認為人可以有失誤或犯錯，不過不能異化。這套到貨機制是人為設計，如果有遲送，應該檢討的是人力分配，不是塞給顧客一些小甜頭，讓基層的工作者被消費者和管理階層譴責，然後就萬事太平。

我是在市場裡頭長大的，同樣的親切面容我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和我的父執輩們一樣，所有在基層默默工作著，我們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們，都是將台灣支撐起來的重要角色。多點包容，或許很多事情會變得不同。那些背影都很辛勤，都使人回想後，憑添不捨與同理而生的感傷。

比起他們的苦，商人拿來作為商業行銷手法的二十四小時到貨時間，應該不是那麼重要了。至少，我自己是這樣相信著的。

書海尋覓一二事

這個週末繼續找尋張釗維「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一書。1994年是第一版，後於2003年有第二版的誕生。繞遍各大網路書店以及拍賣網站，不是斷貨就是無法銷售。觀其大綱，第二版較之第一版有增加90年代後期社會運動等自民歌風潮衍生出之討論章節，故應無購入第一版搶先閱讀之必要，將心力置放於第二版之尋找即可。

文學、音樂或社會科學類書籍，類似此種整理歷史脈絡並兼有相關領域書寫之作品，於我而言是相當具吸引性的。這樣的歷史整理大多數不是如通史一般橫貫古今的寫法，以民歌風潮而言，所寫不過三、四十年間之事，卻已經足夠帶來豐富的閱讀性。同理，如焦桐的「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寫台灣文學從70年代至解嚴後的種種思想、概念、體裁上的突破和挑戰，同時具備文學的專業性和歷史的巨觀性，極具閱讀價值，但也因此賦予本書難覓難尋的命運。後來是在網路拍賣上僥倖，方得一本。2010年十月訪九份樂伯二手書店，也見本書。雖是二手，書況卻異常的好，差一些就掏腰包買下。無奈此時財力尚不及作此種收藏之舉，便壓抑了此種衝動。

喜好書本的原因，不僅止於閱讀。其原因之一可能源於社會科學院的訓練，針對某特定議題有建構資料庫的想法，那麼在買書時便會相當有心的留意，希望讓相關書籍依照自己的能力和閱讀取向所及，盡可能的豐富。原因之二，在於版本封面、紙質、排版的新舊各有風味，品味此種差別性也是愛書人可能且所費不貲的癖好了。如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洪範1993年的封面便不及1975年遠景出版社請黃華成設計的版本，無論是畫面的衝擊性或思辯性，皆比1993年的版本要具備更多，但是要找到書況良好的遠景版「嫁妝一牛車」，在2011年的今天也只能隨緣所至了。

我已經學會不強求。

曾在花蓮「時光二手書店」見雲門三十年的紀錄攝影集，待手上有餘裕再回頭去找，已被識貨人掃走。幸賴網路科技發達，還可以將書單記入anobii此類書籍資料庫網站，有時間時便可以一一檢視、整理自己所擁有、所希望擁有的書籍清單。

愛書尋書成性，便也遍及家具之購買計畫。比方房間裡便一定要有書櫃，一定要有舒服的桌椅和閱讀燈。無論如何便是希望讓書可以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如此或可稱得上有一些痴了。畢竟閱讀是一輩子的追尋。有時難免會想，若可以有本台灣童軍運動史，自日治時期寫至二十一世紀，兼有田野調查的成果、老照片的收集和童軍運動與非政府組織的知識和書寫，該有多好。這些種種想望，便都是源於閱讀。既是一輩子的事，吾不悔。

死刑之外二三事

要不要死刑，其實最後我關心的也不是正不正義的問題。倒是國家和人的關係，在這個話題下還滿值得被探討的，因為這同時也反映了國家和人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文化和意識型態下，會有不一樣的發展理路。

福利國家應該是會比較排斥死刑的。在這種左傾的背景下，國家機器是人民交付權力和資源的主要機構，人民從小被國家照護到大，稅收重，而國家機器的權力也較多。對於福利國家或其人民而言，死刑就變成國家機器逃避的藉口，所有的人民交付高額的稅給國家機器運用，卻仍有人犯罪，那麼一定是某個環節或結構出了問題，否則人如何從幼時無知轉為江洋大盜？

台灣不是福利國，但從這個立場出發，或許我們可以去規納重罪者的出身背景，進一步理解他們和社會規制背道而馳的原因。比如說是不是教育上的資源不均，有特定族群永遠被忽略？或是普羅塔利亞在職場上永遠是弱勢，惡劣的工作時數導致和家庭中親子關係的疏離，進而產生更多教育或其他問題。這個結構如何形成，才是死刑之餘更重要的議題你可以說有道德上的怪物就是以殺人犯罪為樂，這並不難想像，世上也的確有這種人。不過更多罪犯或許是國家機器失能下的產物，他們背後的問題也很值得關注，除了殺，把這些結構性的因素消除，也不失為正義的另一種面向。

而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國家，對死刑的質疑不一定是來自國家機器的職能失衡，以西方主流的文明而言，反對死刑有時是來自於宗教上的緣由，或是法哲學上的依據。自由派的主張通常在於死刑逸脫了公民交付國家機器行使社會契約的權力範疇之外，每個人不分身份都是過渡權力予國家的個體，那麼個體是否能被自己所過渡的權力集合奪去生命，便是又更值得參考的議題。

台灣對於死刑的存廢，也恐怕不是喊殺或不殺這麼簡單。跳脫開殺或不殺的爭議，台灣人要思考的問題或許是我們和國家機器的關係究竟為何？我國是亞太地區最民主自由的國家之一，不過所謂的民主和自由，均為西方傳入的思潮；換句話說，對於「人」和「社會」的定義，在法律面上是完全承襲西學；但在思想上承繼的，卻是中國文化裡頭的骨架。在這樣表裡不一定依循同一個邏輯的怪異體系內，自然對於死刑的存廢產生許多光怪陸離行動和言論。高舉死刑等同正義或是死刑非廢不可的大旗，都是言論自由的範疇，無人可以干涉；不過這些論述或主張，基本上也都不脫義和團式的行動模式，沒有任何更具深度的討論，只有大聲喊殺或喊放，這沒有任何深層的意義，也無助於台灣人對於自身與國家機器和文化間如何相互作用，或者立於何種出發點的省思。

死刑絕對是以眼還眼的作法，但是還有很多細節我們沒有留意或思考。比如說為什麼死刑犯必須要給最後一餐？為什麼槍決前必須要注射麻醉藥？為什麼死前還要安排諮詢人員？現代社會的特性在於脫去行為上的野蠻，對待再怎麼邪惡的罪犯或敵人，都仍然有相關的法制規範，不能因為他的罪行，就將「人」這個身份上的本質徹底抹消。中國文化有一句「人人得而誅之」，但在現代社會這是不合邏輯的說法，如果真的人人得而誅之，那麼要法律何用？這個出發點或許也反映了中國文化中人和國家的從屬關係，也就是有人破壞了規範，那麼作為保護百姓良民的國家機制就應該將這個人排除在社會之外；不過，在這個邏輯下忽略的問題是：如果國家的政策是由全民經由民主程序選出的代表所建構，那麼罪犯的產生，是否也呼應了我們自身的缺失？為什麼我們所交付權力者是這樣的人？而他的社會政策有這樣重大的結構性問題？

槍決一個罪犯很容易，但找出背後的問題很難，這是我想說的。將塑造罪犯的環境和變因找出來，比起殺或不殺而言，對我來說更有意義。

南女短褲事件的他類觀點：身體權、自由和民主進程

台南女中學生日前在昇旗時以集體脫下長褲，露出短褲的方式，表達對於學校死板服儀制度的不滿，引發一波熱烈討論。

這樣的集體行動除彰顯了學生的創意和不滿，對於台灣的民主進程而言，或許可說是一個不甚明確，卻極為重要的案例。自上世紀九零年代開始，台灣的政治改革行動浩浩蕩蕩，戒嚴、黨禁和報禁均告解除，但在社會基層或生活層面，仍有許多不明就理的制度或限制依舊存在。在這起短褲抗議事件中，我們可以看見教官在新聞報導裡頭，態度溫和地堅持其處理方式或許粗糙，可是出發點是對的。換句話說，他認為自己是在做過去的體制所保存的價值，在盡自己被傳統所賦予的職責。至於這些禁制是否合理？教官和校規或性別平等法的位階孰高孰低？校園在民主化的今天是否適合由軍人進駐糾紀？不只教官自己沒有思考，其餘相關討論幾乎付之厥如。較無水準的媒體更是只將「脫下長褲露出短褲」作為花邊焦點，模糊了此一事件的真正內涵。

但這個事件還是使人欣喜的。我相信人們非常樂意看見學生們串連起來，勇敢捍衛身體權的自主性，並且質疑為什麼學校服儀的判準是由少數人而非全校師生共同決議，這種權力結構的單極化。至少在對於自由和民主的進程上，台南女中的學生們展現了一個榜樣，除了集體上街，透過遊行抗議表述意見之外，在校園中或日常生活裡頭，也可以用行動表達學生對於珍貴價值的堅持。自由民主並不是被拿來在廟堂之上高談闊論，它們本就應該存在於我們周遭的場域；任何人都有權力去質疑不合理的事情，而不必擔憂結構的暴力，這才是真正可貴的台灣價值。

我們當然有資格懷疑制度為何由少數人經過不民主的過程制定，當然可以懷疑身體權為什麼總是由國家機器的枝節來箝制，但是由學生來實現這樣的獨立思考和行動過程，則特別寶貴。因為這代表台灣仍有希望，我們自由思潮的火炬，沒有失傳。

[轉載] 村上春樹出席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典禮講稿 - 永遠站在雞蛋的一側

作者: grayhell (邊緣地帶) 看板: IA
標題: [轉載] 村上春樹出席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典禮講稿
時間: Wed Feb 25 18:32:22 2009
※ [本文轉錄自 mknoheya 看板]
作者: orinsinal (Chris) 看板: mknoheya
標題: [轉載] 村上春樹出席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典禮講稿
時間: Tue Feb 24 21:39:04 2009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7d291cdae6269d0f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永遠站在雞蛋的一側」

Good evening.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各位晚上好，我今天作為一名小說家來到耶路撒冷的，也就是說一名職業謊言製造者。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generals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lies.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當然，並不是只有小說家才說謊的。政治家也說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外交官和將軍有時也要說著他們自己的謊言，就如同二手車推銷員、劊子手以及建築師一樣。但是，小說家的謊言與其他人不一樣，因為沒有人會批評小說家，稱他們說謊不道德。實際上，小說家的謊言說得越大越好，編造謊言的能力越高明，他才更可能受到公眾和評論家的認可和好評。這是為什麼呢？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ful lies--which is to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the novelist can bring atruth out to a new place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lies within us, within ourselve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我的答案是：通過更有技巧地說謊——也就是說，創作看起來似乎是真實的小說——小說家才能夠真相帶到新的地方，才能讓新的陽光撒到這片新的土地上。在多數情況下，幾乎不可能以其原始形式掌握真相，也不可能準确地闡述真相。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將真相從諸多掩蓋之中拉出來，將它放到一個虛幻的地方，再用一種虛幻的形式把它替代。但是要想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要清楚真實的謊言在我們心中，就在我們自己的心中。這是要想編造完美謊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質。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only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但今天，我並不想說謊。我會盡可能地做到誠實。這也是一年當中我不說謊的數不多的幾天之一，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In Japan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fighting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city of Gaza,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children and old people.
讓我來告訴你們真相。在日本有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裏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些人警告我，如果我要堅持來的話，他們就會掀起抵制閱讀我的小說的活動。當然，原因是加沙的戰事正如火如荼。據聯合國報道，已經有一千多人在已封鎖的加沙城失去了他們的生命，許多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子和老人。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在接到這個獲獎通知後我不斷地問自己，是否要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來耶路撒冷，接受這樣的文學獎是否是現在該做的事情，這樣做是否會讓人產生一種印象，說我支持衝突中的其中一方，說我支持選擇向世界展示其龐大軍事力量的國家的政策呢。當然我也不希望看到我的書遭到抵制。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但最後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我還是決定來到耶路撒冷。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原因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不想讓我來這裏。可能與許多其他小說家一樣，我總是要做人們反對我做的事情。如果人們對我說——並且特別是如果他們警告我——“不要去那裏”、“不要這樣做”，我就偏偏要去那裏，偏偏要這樣做。你可能會說，這就是小說家的性格。小說家是另類。如果他們沒有親眼所見，沒有親手觸摸，他們是不會真正相信任何事情的。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這就是我來到這裏的原因。我選擇來這裏，而不是逃避。我選擇親自來看一看，而不是回避，我選擇在這裏向大家說幾句，而不是沉默。

Please do allow me to deliver a message,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請允許我在這裏向你們傳遞一條信息，是一個非常私人的信息。在我寫小說時我總是在心裏牢記，但我從來都不會把它寫在紙上，貼在牆上，我是把它刻在了心靈的牆上，這條信息是這樣的：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在一座高大堅實的牆和與之相撞的雞蛋之間，我永遠都站在雞蛋的一側”。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o it. But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是的，無論牆是多麼的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都站在雞蛋的一側。其他人可能會判斷誰是誰非，也許時間或歷史會來判斷。但是，如果一個小說家無論因何種原因站在牆的一側來創造，那麼他的作品的價值何在呢？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這個比喻是什麼意思呢，在有些時候，非常簡單明瞭。轟炸機、坦克、火箭以及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雞蛋是被這些武器毀滅、燒傷並擊斃的手無寸鐵的百姓。這就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含義。

But this is not all.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但是，並不僅僅是這些。它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我們來這樣考慮一下，我們中的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雞蛋。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存在於一個脆弱外殼中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靈魂。我也一樣，對你們中的每一個人也一樣。並且，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在某種程度上也面臨著一堵高大堅實的牆。這個牆有一個名字：那就是“體制”。這個體制本來是要保護我們的，但是有時候它會呈現出它自己的一面，然後就開始殘殺我們，並使我們去殘殺他人——冷酷、有效、系統地殘殺。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tru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我寫小說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要給予每一個靈魂以尊嚴，並且讓他們接受陽光的沐浴。情節的目的聽起來是一種警報，是對體制進行光芒的培訓，阻止它將我們的靈魂纏結在它的圈套中，防止踐踏我們的靈魂。我忠實地相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通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關於愛情、讓人哭泣和顫栗以及讓人大笑不已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一個靈魂的唯一性。這就是我不停創作的原因，日復一日，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創作小說。

My father passed away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ninety.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n Kyoto,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small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battlefield.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我的父親是在去年去世的，享年九十歲。他是一名退休教師，是一名兼職佛教高僧。他從京都的研究生院畢業後，應征入伍，被派到中國打仗。作為一個戰後出生的孩子，每天早晨在早飯前，我總是看到他的在我家的小佛教祭壇前非常虔誠地長時間地祈禱。有一次我就問父親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就告訴我說，他是在為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祈禱。他說，他為所有死去的人祈禱，無論是同盟還是敵人。當我看見他跪在祭壇前的背影時，我似乎感受到了圍繞在他周圍的死亡的陰影。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我的父親去世了，帶著他的記憶，我永遠都不可能知道的記憶。但是環繞在他周圍的那些死亡卻留在了我自己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那裏學習到東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and we are all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們傳達一個信息。我們都是人類，是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的個體的人，我們都是脆弱的雞蛋，要面臨被稱作“體制”的堅實的牆。從外表來看，我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希望。這堵牆太高太堅實——並且太冷酷了。如果我們有一點戰勝它的希望，那就是來源於我們對我們自己以及他人靈魂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來源於我們將靈魂聯合起來可獲得溫暖的信念。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花一點時間來考慮這些，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有形的生動的靈魂，而體制沒有。我們不能讓體制來剝削我們。我們不能讓體制現出它自己的一面。不是體制創造了我們，而是我們建立了體制。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這就是這想要對你們說的。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readers in Israel. You are the biggest reason why I am here. And I hope we are sharing something, something very meaningful.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非常感謝授予了我耶路撒冷文學獎。我也非常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人看了我寫的書。我還要感謝以色列的讀者們。你們是我來到這裏的最主要原因。我希望我們能夠分享一些東西，一些有非常有意義的東西。我也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裏發言。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大家。

淺談獨立書店

許多城市都擁有美好的獨立書店，這是種無以名狀的幸運。

我們知悉的獨立書店，有很高的比例是位處社區之內，這是專屬於此種書店的區位特性。若有資金於市區商業區投資店面，會選擇開設獨立書店，而非大型連鎖書店者，應該少之又少；畢竟讓獨立書店存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印象所及，各個小鄉鎮也少有類似獨立書店的店家，這也許是消費客層不足或是其他因素使然，只是我們沒有細心找出影響獨立書店有無的人口數字和其他變因作用罷了。

獨立書店也不可能如連鎖書店一般，大量批進所謂的暢銷書籍。大致來說，有口碑的獨立書店，多會建立特定的路線基礎；而路線基礎很很大一部份取決於店主所關注的事件、領域或者其專長，獨立書店之間不同的風貌也就由此而生，因為這關鍵性地決定了店中擺設的書籍，書店的活動方向，以及書店本身的氣息。

在台灣各地，我們可以見到各種不同的獨立書店，有些較具布爾喬亞風味，有些則走草根路線，或者是進一步對社會運動擁有高度投入的熱情。但無論路線為何，這樣的獨立書店在近幾年中都開始兼具社區公民平台的功能性。許多關心不同議題的人們，在不同的時間，都會循著小巷弄的曲折，如同一種社會儀式一般，繞過眷村或日式房舍旁的小徑，到店中高談闊論，或者低語沈思，接連著成為夜中最美麗的文化風景。

但處在社區之中，無論是獨立書店或是獨立藝文空間，都有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如果獨立書店或是如玉山旅社一類的獨立藝文空間無法在社區中建立起認同感，那麼認同的危機就可能動搖正當性和書店在社區中的意見領袖角色。當然，曲高和寡或許可以形象化為沙龍，但我個人認同的是知識的普及化，知識份子和知識都應該走入人群之中，不應該對不同的人群有差別待遇。或許在地居民對於活動的態度和認知不同，那麼主動的溝通和引介就成為必要之事，這是獨立書店必須經營的重要課題。

也許獨立書店也可以作為城市中值得一遊的去處？最近有部份旅行指南開始提及各個城市有特色的獨立書店位於何處，有何特色，可尋何種題材的書本等等。這比起許多數色彩鮮艷、插圖豐富的旅遊指南只在乎何處有美食和物美價廉的紀念品，好上太多了。只是喜歡咀嚼知識、歷史和人文的旅行者，比起大啖美食的觀光客，畢竟還不是多數。但此種改變應該是使人值得期待的方向。比起一般店家，書店中溫暖的燈光和自我存有的確實感，或許是旅行者在旅程中更想追尋的事物；若空間足夠，部份獨立書店還會有日式塌塌米或木板鋪成的閱讀區，可臥可坐，就更使人無法抗拒了。我想，這是書店獨有的風味，他者學不來的。

失去在書店裡頭盤桓的時光的旅行，使人感知不到旅行的溫度，我有這種感知上的偏頗問題，我想許多人應該也是如此吧。願每個人在每座城市之中，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閱讀角落。

掌握身體權力是建構秩序的唯一途徑嗎？

我不是很明瞭批踼踼電子佈告欄上的鄉民對於人本的憎恨從何而來，基本上這種情緒跟中國古代的街市上的民眾們沒什麼不同；大多數人對於事情的本質並不了解，只憑依了傳言，就開始對於某件人事物開始口誅筆伐，甚至透露出恨之入骨的情緒。但對於真相，我們始終缺乏了解與認識。法國人可以為了被輿論錯誤審判的軍官，群聚於廣場向他致意，甚至克里蒙梭也可以為不正義的事說話，那麼，我們有什麼？

人本的理念是朝自由主義靠攏的，或者應該說他們屬於自由主義社群中較為極端而且活躍的一群。我基本上先不探討廢除死刑的問題（人本抱支持廢除死刑的立場），但至少在反體罰方面，我願意投自己的贊成票給人本。

從權力的觀點來看，政治學向我們揭示了許多權力表露的途徑，可是權力結構的途徑適不適合用身體權的掌控來實現或鞏固，則是不得不慎重的議題。體罰可以傳達權力的結構，也可以拿來傳達社會的主流價值，不過，體罰的同時，我們或許也在向孩子明示或暗喻的提醒他們：掌握身體權就等同權力的一部份。這個結果讓人的身體權，在社會中並不受到尊重。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父母因為爭吵，就將孩子丟進油鍋作為發洩情緒的方式、可以看見校園中的同儕團體為了要表達自己的優越，將欺凌毆打他人當作立威的手段。也看見過數名少年只是因為衝動，便持木棍活生生打死一名碩士；他們沒有想過生命的可貴，也不知道每個人的身體不能隨意被侵犯。而這個經由控制身體來彰顯權力和實現統治力量的「典範」，至今還是我們社會中很多人叫好的主流想法，在大多數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網絡中被持續實踐著。

人的價值在中國文化之中，本就不受重視。很長一段歷史之中，人只是工具或被買賣的財貨；而即使脫離了資產階級的控制，人也只是構成天地君親師的一部份，這個自我的價值是不能被強調被獨立看待的，否則便是悖離老祖宗的話。至於為什麼不能探討老祖宗說過以及流傳下來的話，基本上在中國文化之中這是不該出現的議題，探討了，大逆不道的帽子也就跟著扣下來了。


或許我們應該要問，除了掌握身體之外，還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孩子們學習到尊重別人的重要。打罵和不打罵，它們的目標是殊途同歸的，都是在試圖達成教育上的目標，讓孩子們學到這個主流體系想教導他們的事情。可是我們很難解釋，如何藉由控制他人身體的方式，來告知學習者不要隨便控制別人身體才是對的事情。


或者，台灣數百年來經歷過不同統治者的許多次的屠殺，也看見過陳文成、林義雄的家人和許許多多的人在過去的威權體系下，性命猶如風中的蘆草一般不值一顧而且脆弱，所以人們讓這個系統麻痺了，也失去了重新檢視國家機器的勇氣或想法？

我衷心希望這只是我的臆測。

書寫地方誌的難題

這兩天在翻一些地方誌的書籍，發現書寫地方誌並非易事。地方誌中的歷史越詳實，那麼引用歷史資料和相關文獻自然是免不了的；以紀錄和學術的觀點來說，當然引用資料越多越精細才好，
但若只是作一本地方誌書籍，則參考文獻和註腳過多，有可能相當程度的影響讀者的樂趣，並導致有不易閱讀的問題。

不過回過頭來說，若地方誌引用文獻過於粗略，則參考價值就會大為降低，也容易變成鄉野奇譚，不夠嚴謹，與一般民間故事書無異。

就我的看法而言，問題之所在則仍需取決於讀物的本質。若是研究報告轉為書本出版，且學術色彩濃，對於引用的部份應盡可能要求完美，並符合學術體例；若是為一般地方誌的體裁，或是書寫人文、鐵道、民俗、生態題材的書本，由於讀者之族群和年齡層可能更為全面，就要考慮到文字上的修飾和近人。但在不會建構起知識高牆的前提下，相關的參考文獻仍屬必須。

適當的運用註腳和參考文獻，同時兼顧文筆的雅緻與引人入勝，加上詳實的考據和資料整理，另有作者本人的消化吸收與個人看法，乃是成就真正內外並具的地方誌的不二法門。

西藏自盡僧人所屬寺院 拉加寺主持祥薩仁波切的呼籲書

中國中央政治委員會，青海省政府和果洛藏族自治州政府各級領導：

近日，我的寺院——拉加寺正處於中國軍警的高度戒備和鎮壓之下，全寺僧侶遭受著極大的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特別是三月二十一日，該寺僧人扎西桑波因不堪忍受當地公安人員的虐待和侮辱跳進黃河被迫自盡，拉加寺現今仍然被恐怖所籠罩，部分僧人被逮捕，在寺院展開的各種會議、搜查和審訊使寺院無法進行正常的佛事活動，中國軍警的非法行為完全剝奪了僧侶們的人身自由，擾亂了僧人們的清淨生活，聽到此事後我心裡極度痛苦和悲哀。

政府有責任平息此類事情的發生，同時需要謹慎面對和應用「分裂分子」和「破壞民族團結」等的言詞，因為僧侶們要求的僅僅是法律賦予每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

天上有太陽和月亮，雪域藏國有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說法深深地扎根於所有藏人的心裡，而且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所有藏人的根本上師，沒有任何人可以取而代之，藏人永遠也不會違背他們的上師，這是信仰和事實給與的現實，是無可置疑的。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不准藏人念誦自己上師的名字，不准供奉和懸掛自己上師的畫像，並且強迫藏人辱罵上師，踩踏上師畫像，中國當局的這種愚蠢的做法和錯誤的政策迫使更多的藏人對政府失去信心，不敢信任，迫使西藏三區民眾一次又一次地起來進行和平抗議，中國領導人的這種離心離德的舉措不但嚴重地踐踏了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傷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而且也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條款。

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有責任正確合理地，依事實、依法律處理好此類事件，就在這極端敏感的時刻，西藏境內一點風吹草動都有可能成為人人皆知的世界性新聞和事件，政府的錯誤政策在不斷醞釀著此類事件的不斷發生。

藏人都渴求著能夠過上自由的生活，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樂業，但是，是誰使這些愛好和平、熱愛生活的人們不得安寧呢？又是誰使他們不得不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答案恰恰是政府自1949年到今天在藏區實施的錯誤政策、以及各種政治運動和傷害藏人感情的言行，也是政府和軍警的無情打壓與顛倒黑白的遠離事實的行徑，這是眾所周知的。近日在我的寺院——拉加寺所發生的一切也是當地政府和軍警的蠻橫行為所導致的直接後果。

為此，我強烈要求中國政府對2008年和2009年裡，在西藏發生的各種事件向西藏人民和國際社會予以正確的解釋；在四川省境內的阿壩藏族自治州格爾登寺僧人扎白自焚時被武警開槍擊倒之事件，拉加寺的僧人扎西桑波因不堪忍受中國公安人員的殘酷虐待而投河自盡等事件，向其家人和寺院給予明確的交代；懇請立即停止當局增派全副武裝的軍警嚴密駐守拉加寺院一事。

為了中國當局自身的利益和西藏人民的合理要求，希望中國政府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以及對世人特別是對廣大藏人有個正確的交代，也希望中國政府懸崖勒馬，不要一錯再錯，如果真的想躋身於世界大國行列就必須面對事實。西藏有句諺語：「謊言和地鼠的尾巴短，真理和山溝的後路長」。所以，欺騙世人、愚弄國人、打壓異族的時代已經過去，籲請面對現實吧！

第十一世祥薩仁波切：丹增確吉堅參

於2009年3月22日

許紀霖：世間已無羅爾斯

每天清晨起床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打開電腦，瀏覽一遍世紀中國網站的世紀沙龍。這已經成為許多學界朋友的日常習慣。陽光是那樣的明亮，照得屏幕有點反光。然而，一絲陰影忽然映入我的視線：“哈佛大學發布訃告：羅爾斯教授於本月24日逝世”。猶如周身遭到電擊，我久久地呆坐在電腦面前：心中最敬仰的一代大師終於隕落了！

去年這個時候，我正在哈佛大學。哈佛是全世界的學術麥加，每天有數不清的各國學者和遊客前來朝聖。步入擁有三百五十年曆史的古老校園，許多人都會到那座著名的哈佛像面前頂禮膜拜。低首沉思的哈佛先生塑像之真偽，有很多爭論，但人們卻依然將他視作大學的象徵，那是對人類智慧和尊嚴的景仰。不過，在我看起來，坐在那個神龕位置上的，更合適的人選，應該是羅爾斯。

哈佛之所以偉大，在於她擁有像羅爾斯這樣的一代代學術宗師。1971年，身為哈佛哲學教授的羅爾斯發表了《正義論》。頃刻之間，全美國、全世界學術界掀起了一股羅爾斯熱。人人爭讀《正義論》，它成為哲學、歷史、文學、心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各個人文社科學科研究生的必讀參考書。一本比天書還要難啃的政治哲學著作，幾年下來，僅僅英文本，就發行了幾十萬冊，比暢銷書還暢銷。《正義論》如今已經翻譯成全世界27種文字，在中國的印數也達到了幾萬冊，他的其他著作在我們這兒也差不多翻譯出全了。70年代之後，學術界還出現了一種“羅爾斯產業”，全世界每年有數百人將他的思想作為自己的學位論文題目或研究課題，全世界每年也有幾十部研究他的專著用各種語言出版。在人類歷史上，很少有像《正義論》，甫一問世，就成為公認的經典。羅爾斯也因此被譽為繼洛克之後，西方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

羅爾斯為什麼偉大？經常有學生讀了《正義論》以後，帶著迷惑的表情，這樣問我。我說，你只要去讀一讀美國的當代史，就知道了。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高漲，社會秩序大亂。肯尼迪總統順應時勢，推出了平權法案，給予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等社會弱勢群體在教育、福利、就業諸方面，以法律的傾斜。當時政府派國民警衛隊護送黑人小孩到貴族學校讀書，哈佛、耶魯等所有一流的學校在錄取新生時，都必須給予有色人種以一定的比例。平權法案實施了，但許多白人還是不服氣：我明明比黑人考生分數要高幾百分，憑什麼他進得了哈佛，我卻進不了？為什麼因為我是白人，反而要遭反向歧視？

這些涉及到正義的最基本的問題，本來應該由上帝來回答。如今在一個上帝已死的時代，沒有人說得清楚。就在這關鍵時刻，《正義論》橫空出世。羅爾斯作為繼承了康德傳統的大哲學家，通過一個虛擬的原始狀態假設，從規範角度令人信服地論證了：一個正義的社會，不僅需要自由的第一原則，同時也需要平等的第二原則；在不違背自由的前提下，強者有義務給予弱者以各種最基本的補償，使弱者能夠像強者一樣有機會參與社會的競爭。

西方人是理性的，要他給別人以補償，一定要拿出理由來。這個理由必須超越於一切利益之上，像上帝一樣公平地考慮問題。如今，羅爾斯用嚴密的邏輯論證拿出了一套“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讓大家看得口服心服。自羅爾斯之後，美國的社會制度獲得了學理的合法性基礎，各種族之間的不平等縮小，黑人不僅可以進哈佛，還可以做國務卿，甚至，假如不是夫人的死命阻攔，鮑威爾將軍完全有可能入主白宮！

說起來，羅爾斯之所以如此重視弱勢者，還有一段童年刻骨銘心的經歷。大師小時候體弱多病，先後患了白喉和肺炎，他自己撐過來了，卻將病傳染給了兩個弟弟，他們都先後不幸夭折。這使得羅爾斯的心靈產生了巨大的負罪感，他感到一己生命不再屬於自己，而是承擔著社會的犧牲。因此堅信個人的才華並非先天的遺產，其中也有社會後天的恩賜，我們有理由要求每個人不僅考慮自己的私利，還須服從整個社會的正義再分配。

在哈佛，羅爾斯屬於這樣的教授，不是他因為屬於哈佛而出名，而是哈佛因為有了他而更偉大。他是哈佛幾個屈指可數的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可惜的是，餘生也晚，待我到哈佛時，大師已經八十高壽，臥病不起了。我懷著內心的惆悵，在偌大的哈佛校園，去尋覓羅爾斯留下的蹤跡。我曾經讀過台灣學者吳詠慧寫的《哈佛瑣記》。上世紀70年代作者負笈哈佛，正是羅爾斯最風光的時候。哈佛的名教授都要為本科生開大課。羅爾斯一掛牌，幾百人的梯形大教室，濟濟一堂。每次都需要提前去“霸位”。吳博士回憶說，因為童年經歷的刺激，羅爾斯有點口吃，第一天聽大師講課，吳博士聽他將“文明”一詞說得斷斷續續，差點笑了出來，但馬上遭了前座同學的一個白眼，似乎犯了大不敬之罪。最後一次課畢，羅爾斯謙遜地說：課堂所談全屬個人偏見，希望大家獨立思考。全體學生起立，長時間雷鳴般鼓掌。大師見狀，像小孩子一般害羞地夾起講義，快步離開教室。同學們依然畢恭畢敬，掌聲不衰。冬天拍手是項苦差，吳博士的手拍得又紅又痛，他悄悄地問一旁的美國同學：到底還要鼓掌多久？同學儼然答曰：“一直拍到大師聽不見為止”。

這段佚事，我為每一屆我的學生都講過，每次都讓我神孰動。這就是哈佛！這就是大師！這就是知識的尊嚴！假如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學，教授也能享受到如許尊嚴，或許離世界一流就不遠了。不過，轉念一想，中國的教授首先也要能夠自尊自愛，拿出一點讓學生敬仰的貨色──哪怕只是羅爾斯的萬分之一。

如今，仙鶴遠去，哈佛校園格外冷清。我仿佛彷徨在查爾斯河畔，內心一片荒蕪。世間已無羅爾斯，他到上帝那兒去了。在天堂的一隅，大師也許正在同先他而去的哈佛同事、另一位政治哲學名教授諾切克，繼續討論“作為公平的正義”。從天上傳來的，依舊是他特有的結巴而有力的聲音：“假如正義蕩然無存，人類在這世界生存，又有什麼價值？”

從天上傳來的，依舊是他特有的結巴而有力的聲音：“假如正義蕩然無存，人類在這世界生存，又有什麼價值？”

批判的界說：評韓良露南村落事件

祖母昨天晚飯時問了一個問題，大意是我們的家鄉名不知從何而來？

她認為這必定是有人命名，而非一般鎮民約定俗成的結果。而在史實上，我的家鄉早年的名稱也的確並不稱作竹山，她的舊名是林圯埔，是為了紀念明鄭時期一位開墾此地的部將，因而有此名。竹山是清政府割讓台灣之後，日人治台時所訂定的新地名，背後緣由則來自於家鄉滿山遍野的竹篁林蔭。

地名是後設的，此點並不值得批判或挑戰。任何地名的存在都正呼應著人類文明、社會、歷史事件的論述、描述與爭辯。當然，布爾喬亞交織而成的城市中，地名是仍然存在的，而也必然因為公民眼光的交集，引發更多的談論。回頭觀看歷史，為地景地物命名的權利，在神權或帝國政體存在的時代，通常並無太多百姓置喙的餘地；而即使是約定俗成的地名稱呼，也是要經縣誌、史書等「官方」文書收入篇幅中，才有正式的認定與公佈效力。當然，這些故事對網路遊牧民族來說，可能已經是昨夜東風，只留下小樓追憶的功能性可待提及。

網路世代永遠要有批判的存在，這是全球化世代必然的宿命。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使得言論的型式被解構；在林海音主筆的年代，假若有「不想用她（指韓良露）的記憶取代我的記憶」此種言論，如非特別針對特定人士作出訪談，並留下記錄，則永遠也不會有出現在文壇上的一天。網路部落格和電子佈告欄與過去「文壇」的性質是否相同，恐怕尚有爭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如今我們所看見的言論平台，邊際遠比過去模糊上許多，有時甚至存在高度的解構性質，以及新型態公民權的展現與低落。這也無怪乎韓良露會對於網際網路上的言論如此關心在意，事實上她的在意是其來有自的，至少任何人都從未低估網際網路的渲染功效是如何無邊無際，以及無法負荷。

靠近台灣師範大學的這一塊區域，要喚作南村落亦可，要喚作師大商圈也好，也許真正使得相關人士爭執批評的並非名稱問題。網路上任何人都有權利針對任何議題作出論述與批評，但也因此，相關論述的內容則各有千秋高低；有時可以看見「不希望記憶被取代」此種浪漫主義式評語，同時也有「要發起人減肥」這種戲謔荒誕的留言。

但無論是浪漫主義或戲謔荒誕，也許不該忽略的一點是：這就是網路世代，是我們還未完全了解的探針。而當探針插入過去未曾發掘過的世界，我們對於真相、是非、真理、的爭辯論戰，才正要開始。

Old Market 23.5

I joined to be staff for "Old market 23.5" yesterday. The venue of market held was an old road 200 years ago, and now it's just a peaceful small community in Chiayi City. 23.5 means the latitute that Chiayi locates. In Ching Dynasty, when you pass the road that just 3 meters wide, it means you leave the boundary of old Ciayi city.

The market was held by a community bookstore owner, Kuo-shing Yu, 2 university girls and many volunteers. We hold the market for independent artists, SOHOs and people who wanna join us for selling their unique goods and ideas. Furthermore, all staffs was trying to call counter-signature for protecting the old Chiayi City Hall.

Old Chiayi City Hall was built in 1920 when Japanese governed Taiwan. According to reference, old city hall has the same style with Taiwan's presidential office. For Chiayi people, it's not only a historical structure, but also a memory of our hometown. I think, people don't want to lose the history and story of their city, that's why we got over 700 counter-signature for asking Chiayi city to keep it (even 2nd floor was dismantled).

Finally, we made it successfully. There were over 140 stalls registed in our market. During beautiful Saturday, people enjoyed summer breeze, special hand-made accessory, fair trade coffee, NGO informations, traditional Taiwan foods,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we call more people to protect and take care the old city hall.

理想的音樂節 / 陳綺貞

文 ／ 陳綺貞

理想的音樂節總是不存在，
或者應該是說，
理想的音樂節總是只能發生那麼一次，
往往都是第一次。


漸漸的，
本來好端端的音樂節，
變成了機票太貴、門票太貴、政客太多、塞車太久、
警察過度認真值勤、沙灘流失嚴重、或是電動花車太沙文主義，
人的聲浪會壓過音響的分貝。


所以，
在沒有太多的期待之下，最好還伴隨著戀情有可能發生，
這樣的音樂節初體驗，總之是最美好的。


我參加過一點點國外的音樂祭，還有幾乎所有台灣的音樂節，
幸運的是我參加到的通常是還沒有太多人湧入，所謂草創時期的音
樂節，我能理解剛開始的困苦和有理想的人們，是如何撐過來的。


因為事情總是會越來越複雜，
我就幻想著有沒有一個音樂節，就只是太簡單而已，
簡單到你沒有車也可以，沒有人陪伴也可以，沒有時間過夜也可以
只是不想去逛誠品的星期天下午，就可以散步去看表演，和一群人
在一種對簡單生活的熱愛裡，找到傻呼呼但是很有意義的樂趣。


也許可以有一個音樂節，
Simple live for single life


地點選在台北市區，是城市的、可以上網的、交通方便的大公園，
有草地，有樹，有規劃的廁所和機車腳踏車停車場，
演出型態可以分成幾個小單位，Simple stage、Single stage、
小劇場、肥皂箱、電影院、無聊市集。


Simple stage 提供不被居民抗議的 Unplugged 優質音響設備，
我想看到的表演藝人團體有 Suzanne Vega、 Jack Johnson、
Rufus Wainwright、 Rickie Lee Jones、 Don Mclean、張楚。


Single stage 提供編制以一個人為單位的彈唱演出，或徵選網路
藝人提供演出者發聲管道。


小劇場給身體想說話的人，演出默劇、偶戲、即興表演。


肥皂箱給想說話的人演講、說故事、朗讀自己的作品。


電影院播放三十分鐘以內的短片、小市民素人自拍、紀錄片、各式
各樣的、教育意義的、狗屁不通的、能說服我和我們的。


無聊市集，這裡的市集，提供的最好不是商品，都是人與人之間交
流能消磨的時間和感情，
這裡希望提供的是，能照顧一個人無聊寂寞的小市集。


好像是塔羅牌諮詢、二手書馬克杯交流店、殺手吧、戲棋區、筆記
本和 CD 訂作店、植物撫養、餐飲區。


註一：殺手遊戲是我現在瘋狂愛上的一種，超過五個人就可以
玩的，心機很種的遊戲，陌生人也可以捉對參加。
至於 CD 的訂作，我在美國的很多地方都看到有咖啡店，提供
音樂視聽和訂作自己的 CD ，一邊喝咖啡一編選好自己喜愛的
歌曲，可以自訂專輯名稱、封面和曲序，歌曲是合法有提供版
權的音樂。

註二：我在紐約華盛頓廣場很意外的看到很多年輕人下著西洋
棋、撲克牌，消磨一整個下午，在小巷子裡也看到很可愛的小
店面，就是幾張桌子大家安靜的下棋，我很喜歡這種專注安靜
的氣氛，無聊市集也可以加入德國遊戲和各類桌上遊戲。
關於植物撫養，店面提供花器種子和泥土，撫養者為自己的植
物命名留下電子信箱，為植物取名後拍照留念，往後可在網路
上交流彼此植物照顧的生活和歷程。


入場出示門票後可領到垃圾袋扇子防蚊用品塑膠布雨衣，
現場提供手機充電服務，販賣相機底片雨具，飛盤租借。


這當然還不會是最理想的音樂節，
怎麼樣沒有 Jimi Hendrix 和 Bob Dylan 都不會是理想的音樂節，
沒有嬉皮和不需要藥物來解脫的年代，
和平和擁抱聽起來都有點勉強，
我們這樣的年代，
一個充滿無聊價值的年代，
哪一天可以放下滑鼠？
散個步去聽聽音樂，
圖一個理想的下午，
讓音樂是生活的背景，
讓生活還能與他人相關，
這樣就夠了吧！


這紙上音樂節，太無聊而有實踐的可能，
請寫信到我的 email 吧！
cheer@cheerego.com

（本文作者為音樂人）

- 摘自誠品好讀 eslite reader issue 67 -

盧廣仲

昨晚聊到盧廣仲，他是很難得的音樂創作人，但關於他的去向，我以為不該像其他藝人一樣。

聽盧廣仲的音樂，就像聆聽當年從獨立樂團出身的五月天，還有發第一張專輯的周杰倫。當年的他們都很純真，也都知道自己想要的音樂是什麼；但走紅之後呢？這些曾經創作靈魂澎湃激盪的音樂人們，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向自己想要的音樂更進一步；甚至可以說宣傳、行銷、八卦和緋聞，已經讓某些人的音樂徹底死了。連張雨生都會跟老搭檔陳樂融拆夥，只因為他知道某些歌曲雖然熱賣，但並不是他的靈魂想要的物事，他創新的勇氣來自於創作意識被扼殺的擔憂。深沈的是，看過張雨生，再回頭看看樂壇的創作人，我們對音樂的憂傷早已覆水難收。

所以有些人說一定要支持盧廣仲，讓他「紅」起來，我對這種看法是完全不支持的。盧廣仲就算要紅，也不是像藝人一樣的方法；他是音樂人，並不是藝人，更不是一些人期待的搞笑藝人。

這是網路的時代，無彊界無國界的時代，所有獨立創作的精神都是跨界存活的。真正的好音樂，即使不必靠八卦行銷也可以存活下來。我們今天只要打開網路瀏覽器，就可以直接和他們的音樂，以及背後的創作概念對談，而這就是網路和全球化的力量。

盧廣仲只是這些新興創作者的一份子；還有更多人，他們需要閱聽人撥開資本主義的商業迷障，從網絡提供的直接對談空間，去聽，去了解他們的音樂和意念，這場後民歌時代運動的序曲，才得以在更大的邊界展開，網路世代的主要精神：分享、無界和自由，也方能得以獲證。

最後，我想說的是，如果盧廣仲真的要出版唱片，找角頭音樂吧，至少張四十三知道，真正的創作音樂是什麼。他們不會找來一個姓氏也是 L縮寫的女生和盧廣仲搞個雙 L戀，好炒新聞和收視率。

張四十三唯一知道的事情是把巴奈和陳建年的聲音收錄得乾淨單純，讓勇士與稻穗成為他向原民祖靈們致敬的美麗詩篇；或是作出一張讓恆春仔的兄弟姐妹都能聽得懂的絕妙好輯。而這，才是最初的音樂精神和音樂夢。

相遇在洪雅書房

這一陣子在法鼓山找了課後輔導的工作，也因此在下班後，就有機會到嘉義市吃吃飯；接著，就是到洪雅書房去，然後在九點或九點半，伴著還不是很明朗的星光回宿舍。

洪雅是嘉義地區非常著名的社運書店，不過我正式造訪洪雅，要一直到上了研究所，才算是真正成行。也是在進了書店，才第一次見到國信的樣子。基本上來說，國信和我們這些中南部長大的孩子沒什麼兩樣；他非常好客、熱情，對於書店的堅持，熱情的成份超越過獲利考量太多太多。這種憨膽，是中南部獨有的特質。

昨天在國信的部落格逛了一下，才知道洪雅已經在嘉義存續了八年。這八年對洪雅來說，就我的了解，不能說是多麼順遂璀璨的過程，但對於台灣文化的代表意義，則不在話下。每一個社區，都需要他們的洪雅書店，永遠都要有人像國信那樣子，勇敢的站出來，替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作些什麼事情，我談的不是什麼轟轟烈烈的事業，而是像這樣一間居住在街坊巷弄的書店，就足夠了。

國信今天才剛在說，這樣的社運書店，在經營上勢必要多花苦心，同時也要面臨更多宣傳和行銷上的困局，這是洪雅邁入第八年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想，我會多買幾本書，為國信，也為洪雅加油。並祈禱有一天，我也會擁有我自己的書店。

陽光依舊

二零零八年總統大選總算告一段落，國民黨打了一場漂亮的選戰，並且為馬英九的執政鋪陳了一場光輝燦爛的序幕。但對國民黨而言，考驗，才剛剛開始。

人類的文明發展是十分物質主義的，基本上，我們對於需求的想法仍然不脫 馬斯洛的五個分類；當人民的相對剝奪感嚴重，當人民對於生活的需求感到困阻，或者，當民眾永遠在接收路有餓孚的集體訊息，那麼任何政治上的理想，便沒有可能推行，特別是在華人文化圈中，更是如此。事實上，國民黨要在這四年或八年中作答的考題，非常易懂；人民要經濟發展，人民要清廉政府，人民要社會的融合，如此而已。但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或解決的問題。而再往前眺望，國民黨還要去面對的是自我道德判準的掙扎行動，如今行政權和立法權均由國民黨掌握，而我國的憲政體制又未完備；這意味著無人可以藉由憲法程序制衡行政權，也無人能在國會巨靈化時，解散國會，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風險隱然而生。

往好處想，國民黨在歷經了從九零年代一路走來的改革後，黨內民主化已經基本成形，也的確培養出可以值得民眾託付的，具民主素養的專業代議士，我們擔心的事，應該不至於發生。但還有其他依靠譁眾取寵，利益輸送而進入黨政核心的偽君子，這些人不但同時存在於國民黨和民進黨內部，同時更是台灣政治發展上未能解決之痛。也因此，人民會寄望馬英九發揮他不沾名利的特性，讓黑金不再那麼明顯的發生於政治殿堂中，這樣的期待事實上其來有自。而馬英九的個人特質能不能改變政黨特質，我們都拭目以待。

民進黨以大差距敗選，但並不能據此宣告民進黨的價值失敗。儘管民進黨內部到了陳水扁的第二個任期，貪瀆與政策上的無能層出不窮，可是當測試的尺度拉到整體政治發展的歷程，則民進黨的評價又要重新估量。在我的認定標準中，民進黨讓國民黨把台灣價值擺在總統競選文宣上，就已經是成功的作為。也許國民黨內部在統獨立場上仍有光譜位置的互異，但是至少，在馬英九勝選的今天，國民黨已經不敢再忽視台灣價值，而馬英九也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勝選記者會上指出，國民黨是一個本土化的政黨。種種如斯，民進黨在台灣價值上的推動，功不可沒。

但進一步檢視民進黨的新生，相較於國民黨，則仍困難重重。民進黨過去由街頭運動起家，一度曾經代表反黑金的形象，並且以遊擊戰的方式在各類選舉中獲得席次和權力。但在今天，民進黨是不是還要靠街頭運動的左傾路線和草根性的問政方式繼續存續，則有非常大的討論空間。民進黨如果要把自己定位在永遠的在野黨，當然可以繼續這樣的政治路線；但若要考量回到執政者的角色，則民進黨必須要作出改變。包括如杜正勝、莊國榮之流，不應讓他們再站到第一線，也不應該讓他們無禮的行為，繼續發生於任何場合之中；從行政團隊的角度來看，口不擇言的隨興只是在消費團體的名聲和累積而成的信賴度。而從行政效率的觀點來看，民進黨對於施政可說是完全的外行；過去經營縣市和首都的經驗，過去作為立法委員和地方代表的經驗，當被放置到國家層級時，則未必適用，未必有用。要有選票，就必須要有政績和施政的細膩度，但這些並不是靠過去的經驗而來，不是靠律師性格所能獲得，也不是街頭運動的草根性所能賦予，終究是要靠黨的自省和反省，以及再學習，方能有成。

就兩黨未來發展的路線來說，國民黨順利成為為布爾喬亞與資產階級代言的政黨，民進黨則還需要去釐清自身與民間運動的界限為何。也許，民進黨應該考慮的是把街頭運動交還給群眾，把自身重新定位為支持普羅大眾、藍領階級和弱勢族群的政黨，這樣的經驗也許可以經由細究各國工黨的發展歷程而得之，或者是藉由黨內辯論的方式，找出新的發展方向，則亦為可行。

回過頭來說，經歷多場選舉，我擔心的事情並非政黨的勝選與否，反而是自由價值和多元主義是否能夠在台灣繼續深化，才是真正使人憂心的問題。在過去，民進黨和國民黨同時犯的最大錯誤，便是價值的一元化；比如說過去的國民黨對於中國意識型態的鐵血堅持，比如說民進黨對於閩南文化的過度強調，綜觀來說，即使發展歷程各有不同，這兩個政黨都在居住在中國文化的意識型態鐵籠中，無論何物，成王敗冦，只能有一個勝利者，其他非主觀認同的物事，則不是打壓，就是無視存在。再加上台灣媒體的推波助欄，則更興此種風氣。所以我們可以看見樂生被犧牲，人權論述在台灣被污名化；媒體還要再消費白曉燕的母親，讓台灣的人權與自由權的邊界爭議成為媒體的悲情新聞畫面，真正必要的討論，付之厥如。

中國人和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固然是台灣必須要面對的燙手山芋，但不管是中華民國或台灣國，無法扭轉的現實是，台灣在政治發展上已經註定不是中國型式的具體實踐；自日治時期以降傳入的西方民主思潮，已經無法扭轉。無論是誰當選，自由民主已經是台灣人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點無論中共要說多少次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也無法改變。也許這會是兩黨最重要的共識，至少這是台灣人民共同擁有的寶貴資產，也是台灣政治前進的積極力量。

三月二十三日，清晨陽光依舊。二十二日的早上，我聽完胡德夫的美麗島，就搭上回家的火車，回家去實現我們的民主過程。無論是誰選上都好，一次次的選舉中，也許我們曾經失望，也曾經擁有希望，但台灣的民主和自由，無論如何正在繼續深化。當我們將政黨輪替視為正常，當任何人上台，我們泰然自若，則台灣的民主，就真正能成為我們生命中的一部份；就如同每日的太陽仍然繼續昇起，我們知道我們珍視著的價值，恆久珍貴，我們守護的就是這樣的事情。從此，民主自由不再是專屬於某黨某人的禁臠，而是台灣人共同承擔的道路；當信任萌生，則希望不遠矣。

願天佑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