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世間已無羅爾斯

每天清晨起床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打開電腦，瀏覽一遍世紀中國網站的世紀沙龍。這已經成為許多學界朋友的日常習慣。陽光是那樣的明亮，照得屏幕有點反光。然而，一絲陰影忽然映入我的視線：“哈佛大學發布訃告：羅爾斯教授於本月24日逝世”。猶如周身遭到電擊，我久久地呆坐在電腦面前：心中最敬仰的一代大師終於隕落了！

去年這個時候，我正在哈佛大學。哈佛是全世界的學術麥加，每天有數不清的各國學者和遊客前來朝聖。步入擁有三百五十年曆史的古老校園，許多人都會到那座著名的哈佛像面前頂禮膜拜。低首沉思的哈佛先生塑像之真偽，有很多爭論，但人們卻依然將他視作大學的象徵，那是對人類智慧和尊嚴的景仰。不過，在我看起來，坐在那個神龕位置上的，更合適的人選，應該是羅爾斯。

哈佛之所以偉大，在於她擁有像羅爾斯這樣的一代代學術宗師。1971年，身為哈佛哲學教授的羅爾斯發表了《正義論》。頃刻之間，全美國、全世界學術界掀起了一股羅爾斯熱。人人爭讀《正義論》，它成為哲學、歷史、文學、心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各個人文社科學科研究生的必讀參考書。一本比天書還要難啃的政治哲學著作，幾年下來，僅僅英文本，就發行了幾十萬冊，比暢銷書還暢銷。《正義論》如今已經翻譯成全世界27種文字，在中國的印數也達到了幾萬冊，他的其他著作在我們這兒也差不多翻譯出全了。70年代之後，學術界還出現了一種“羅爾斯產業”，全世界每年有數百人將他的思想作為自己的學位論文題目或研究課題，全世界每年也有幾十部研究他的專著用各種語言出版。在人類歷史上，很少有像《正義論》，甫一問世，就成為公認的經典。羅爾斯也因此被譽為繼洛克之後，西方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

羅爾斯為什麼偉大？經常有學生讀了《正義論》以後，帶著迷惑的表情，這樣問我。我說，你只要去讀一讀美國的當代史，就知道了。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高漲，社會秩序大亂。肯尼迪總統順應時勢，推出了平權法案，給予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等社會弱勢群體在教育、福利、就業諸方面，以法律的傾斜。當時政府派國民警衛隊護送黑人小孩到貴族學校讀書，哈佛、耶魯等所有一流的學校在錄取新生時，都必須給予有色人種以一定的比例。平權法案實施了，但許多白人還是不服氣：我明明比黑人考生分數要高幾百分，憑什麼他進得了哈佛，我卻進不了？為什麼因為我是白人，反而要遭反向歧視？

這些涉及到正義的最基本的問題，本來應該由上帝來回答。如今在一個上帝已死的時代，沒有人說得清楚。就在這關鍵時刻，《正義論》橫空出世。羅爾斯作為繼承了康德傳統的大哲學家，通過一個虛擬的原始狀態假設，從規範角度令人信服地論證了：一個正義的社會，不僅需要自由的第一原則，同時也需要平等的第二原則；在不違背自由的前提下，強者有義務給予弱者以各種最基本的補償，使弱者能夠像強者一樣有機會參與社會的競爭。

西方人是理性的，要他給別人以補償，一定要拿出理由來。這個理由必須超越於一切利益之上，像上帝一樣公平地考慮問題。如今，羅爾斯用嚴密的邏輯論證拿出了一套“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讓大家看得口服心服。自羅爾斯之後，美國的社會制度獲得了學理的合法性基礎，各種族之間的不平等縮小，黑人不僅可以進哈佛，還可以做國務卿，甚至，假如不是夫人的死命阻攔，鮑威爾將軍完全有可能入主白宮！

說起來，羅爾斯之所以如此重視弱勢者，還有一段童年刻骨銘心的經歷。大師小時候體弱多病，先後患了白喉和肺炎，他自己撐過來了，卻將病傳染給了兩個弟弟，他們都先後不幸夭折。這使得羅爾斯的心靈產生了巨大的負罪感，他感到一己生命不再屬於自己，而是承擔著社會的犧牲。因此堅信個人的才華並非先天的遺產，其中也有社會後天的恩賜，我們有理由要求每個人不僅考慮自己的私利，還須服從整個社會的正義再分配。

在哈佛，羅爾斯屬於這樣的教授，不是他因為屬於哈佛而出名，而是哈佛因為有了他而更偉大。他是哈佛幾個屈指可數的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可惜的是，餘生也晚，待我到哈佛時，大師已經八十高壽，臥病不起了。我懷著內心的惆悵，在偌大的哈佛校園，去尋覓羅爾斯留下的蹤跡。我曾經讀過台灣學者吳詠慧寫的《哈佛瑣記》。上世紀70年代作者負笈哈佛，正是羅爾斯最風光的時候。哈佛的名教授都要為本科生開大課。羅爾斯一掛牌，幾百人的梯形大教室，濟濟一堂。每次都需要提前去“霸位”。吳博士回憶說，因為童年經歷的刺激，羅爾斯有點口吃，第一天聽大師講課，吳博士聽他將“文明”一詞說得斷斷續續，差點笑了出來，但馬上遭了前座同學的一個白眼，似乎犯了大不敬之罪。最後一次課畢，羅爾斯謙遜地說：課堂所談全屬個人偏見，希望大家獨立思考。全體學生起立，長時間雷鳴般鼓掌。大師見狀，像小孩子一般害羞地夾起講義，快步離開教室。同學們依然畢恭畢敬，掌聲不衰。冬天拍手是項苦差，吳博士的手拍得又紅又痛，他悄悄地問一旁的美國同學：到底還要鼓掌多久？同學儼然答曰：“一直拍到大師聽不見為止”。

這段佚事，我為每一屆我的學生都講過，每次都讓我神孰動。這就是哈佛！這就是大師！這就是知識的尊嚴！假如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學，教授也能享受到如許尊嚴，或許離世界一流就不遠了。不過，轉念一想，中國的教授首先也要能夠自尊自愛，拿出一點讓學生敬仰的貨色──哪怕只是羅爾斯的萬分之一。

如今，仙鶴遠去，哈佛校園格外冷清。我仿佛彷徨在查爾斯河畔，內心一片荒蕪。世間已無羅爾斯，他到上帝那兒去了。在天堂的一隅，大師也許正在同先他而去的哈佛同事、另一位政治哲學名教授諾切克，繼續討論“作為公平的正義”。從天上傳來的，依舊是他特有的結巴而有力的聲音：“假如正義蕩然無存，人類在這世界生存，又有什麼價值？”

從天上傳來的，依舊是他特有的結巴而有力的聲音：“假如正義蕩然無存，人類在這世界生存，又有什麼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