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蓮的日子,或可說是讓自己放空沉澱的過程。
碩士論文口試後,便沒再打過領帶,平日服勤著替代役制服,假日大約都是牛仔褲夾克,乾脆簡單;童軍制服沒有帶來,算算也足足快一年沒穿過童軍制服了。從羅浮到服務員的這步,仍有太多舉旗不定的地方。我是誰,該做些什麼事,他者的期待,自我的期許,交織成很複雜的光景。有些夢還來不及實現,以很多人的說法:就要出社會了。
不過,我並不認為「出」社會是很正確的說法。社會永遠都在,如果將進入職場和進入社會場域劃上等號,恐怕是完全忽略社會結構存續的說法。從出生以至死亡,社會便開始將每個人納入結構之中,大多數人不曾離開這個既有結構須臾。應該這樣說,從不同的身份出發觀測或參與社會的運轉,有不同的方法或手段;有些事物必須要妥協,有些則一輩子不能放棄,而選擇什麼是該放棄或該堅持的過程和結果,造就了每個人的差異性。
有時放棄不了的,在於物事的本身沒有被除魅。人們過去相信會被應許的,在解構的年代反而不再擁有。比如群長年會,本質與青年論壇相似,卻在歷年的過程中逐步加入大會(assembly)的外殼,這造成年會內容有八成以上和青年論壇類似,不過與會的年輕人卻希望年會能夠影響總會或至少是NSO的決策;人對於權力有需求乃再自然不過的問題,但群長年會既無預算的審查權,也無人事的任命權,對於該年度的年會決議更無task
force去執行貫徹,要說這樣的組織能夠影響NSO運作,或許是對群長年會有了過度熱情的期待。
這個年代已經不是過去美好單純的年代。將年輕人集合起來就能開心的一同活動,那是80-90年代青年活動還被少數團體獨佔的光景,而現今的我們沒有懷舊的權利。想影響決策,想實現群體的理想,就要有更積極且方法正確的參與。以群眾運動的角度而言,想讓機器的上層正視特定族群的聲音,至少要有起碼的團結,以及對於組織結構和權力運作方法的正確認識。再來決定是體制外或體制內的運動路線,以及該如何進行這樣的行動。
改革的過程,如我再三強調,不會是一夜功成。
或者至少不會是在短短數年之間完成。因為希冀擁有權力或改變現況的人,不一定知道自己要怎麼做,該做些什麼。如果我們將18至26歲的年輕人作為調查的母群體,則羅浮童軍也反映了部份母群體的特性:我們年輕的公民們本來就不是那麼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這有背後的歷史因素,有文化傳統,有教育的塑型。那麼童軍運動作為屬於年輕人的活動,參與其中的我們就必須思考,我們有無機會或可能改變這些使人感到無力的事情。任何童軍運動的一份子,都期待為年輕人做些什麼事;
不過我更想知道的是年輕人如何思考這些和自己切身相關的問題。
我還是期待著去旅行,去蘭嶼,去Marikina City,去認真的學習作一名服務員。只是時間已經不再站在我這邊,輪到我追憶似水年華了。或許,先為年輕的羅浮們導讀入門的社會學課本,才是我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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